略论近代先驱者的赶超意识

内容提要近代先驱者的赶超意识超越了自大与自卑、天朝意识与殖民地意识、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畸形、病态的心理，体现了民族反省与民族自信的完整统一。

近代先驱者不仅确立了赶超世界强国的目标，还进一步探索了落后追赶先进的途径。这途径就是要改革弊政，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开放。

近代中国的先驱者在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痛苦现实的基础上，殷切期盼中国能赶上和超过西方。这种深沉而强烈的赶超意识，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

近代先驱者的赶超意识超越了自大与自卑、天朝意识与殖民地意识、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两种畸形、病态的心理，体现了民族反省与民族自信的完整统一。近代先驱者率先从华夷观念中警醒，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不如夷”，但又坚信中华民族的落后、贫弱只是暂时的，坚信中国能够赶超西方。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表达了承认落后、但不甘落后的思想。他一方面认识到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军事技术比中国先进，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先进技艺并非深不可测，可“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相信中国必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既勇于正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指出中国“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又提出了赶超西方的自强思想。他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不如也”，且“人不如”亦非中国人的素质比西人差，而是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只要国人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这表明，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抛弃华尊夷卑、鄙视外夷的陈腐观念，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并产生了赶超西方的正确认识。

到19世纪末，中国不但一再败于西方列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又败于“蕞尔岛夷”日本。这一连串的打击，使近代中国人的天朝意识、华夷观念开始彻底瓦解。尽管此后还有民族自大狂的残余，但正视“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已成了国人的共识。不幸的是，有人被危机压垮了，他们在天朝意识坍塌的废墟上生发出另一种畸形心态，这就是自暴自弃、崇洋惧洋的殖民文化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先驱者们坚持赶超世界强国的精神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一面痛陈国将不国的危机，大声疾呼救亡图存，一面展望中华民族的光辉前景，对祖国的未来表现了高度的自信，号召人们昂首阔步地前进。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又提出：只要实行变法，“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他认为中国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就能赶上西方和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严复也认为，中国国民智、德、力等素质虽“其短日彰，不可为讳”，但“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也就是说有无愧于伟大民族的深厚积淀与潜在特质，完全有理由对民族未来充满信心。他预言进入20世纪后，中国将与美国并驾于国际舞台，“故二十禾其以往，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

20世纪初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充满了“媲美欧洲”、追赶美国、后来居上的豪情壮志。孙中山提出了“突驾”说，认为历史不一定是“拾级而上”，只要人们“决志行之”，可以实现快速的跃进。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陈天华也说：“吾国诚取东西而熔为一治，发挥之，光大之，青青于蓝，冰寒于水”，“庸知夫中国将来不为地球第一大强国。”（《湖北学生界》第1期）

先驱者在饱经忧患的岁月中，依然信心百倍地展望未来，深信中华民族终将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深信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并恢复世界领先的地位。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艰难跋涉的中国人民来说是特别需要的，对今天也仍有它的震撼力和启迪意义。

先驱者不仅确立了赶超世界强国的目标，还进一步探索了落后追赶先进的途径。这途径就是要改革弊政，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开放。要使落后的中国赶超先进的西方，毫无疑问应当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学西方对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国人来说，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西方列强是昔日自己加以鄙视的外夷，又是今朝自己倍感憎恨的敌人。但先驱者理智地认识到只有“师夷”才能“制夷”，“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陈天华集》第77页）。

孙中山的开放思想代表了近代学习西方思潮的水平。他从赶超西方的角度阐明了师法泰西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要高起点，跳跃式，超常规，走捷径，“取法于上”，“迎头去学”，学最新、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如我国修铁路，当然要径直用“最近改良之汽车”，而不是“用其最粗恶之汽车”；又如机械动力，西方原先用煤而“现在进步到用电”，“中国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政治制度亦然，不能“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共和”这样一步一步地改革，而要直接采用共和制，甚至直接采用西方还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民报发刊词》）。“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还提出：“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器机器”。这是孙中山为赶超西方提出的又一重要思想，即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外国的政治制度、外国的文明成果，还要吸收外资，引进外国智力，最充分地“用外以建中”。

同时，如果只是仿效欧美而缺乏自主创新，那么，“取法于上”也“仅得其中”，充其量是接近欧美，而谈不上赶上、超过西方。因此，先驱者还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内部的改革、强调发挥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在近代史上，先驱者提出了一套套社会改革方案。这些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与学习西方的思想构成了近代思想史并行并悖、相辅相成的两翼。孙中山一面倡导学外国，一面又强调“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不能“一味的盲从附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五四时期，思想家们甚至把创造提升为一种价值，充分强调了创造、创新对于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

赶超意识还应当是热情憧憬与冷静思考、恢廓宏图与务实态度、豪迈志向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在这方面，先驱者的赶超意识是有欠缺的。他们所确立的赶超目标，从长远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能够达到也一定会达到。他们确立赶超目标据以立论的基础是中国领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且中国人的智慧不比外国人差，曾经创造过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再造辉煌。这既显示了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他们提出的改革开放、“迎头去学”、创新创造的赶超途径也是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先哲们所昭示的赶超目标及途径曾经激励着近现代中国人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为把赶超宏图绘就在神州大地上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但是，先驱者对实现赶超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缺乏充分的认识。他们所提的赶超时间表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康有为预言可在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孙中山认为可以在十年、二十年后“突驾”日本、欧美，后来又说，若国民“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严复预言中美将并雄于20世纪；梁启超等也有类似说法。这些时间表虽然反映了近代志士仁人希望尽早改变落后状态、尽快振兴中华的迫切愿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达到的。缺乏科学精神的赶超意识只能成为难以成真的梦幻，脱离实际的赶超行为只能陷入盲目冒进的泥潭。我们曾经为此付出过代价。